开元通宝钱的样式比较单一,变化不多。但有种“开元通宝背月”钱,却给人们留下谜一样的传说。据说,当时的大书法家,朝臣欧阳询在书写了“开元通宝”的钱文之后,向唐玄宗进献铸币的蜡制钱样。一旁的杨贵妃看见钱样觉得有趣,无意中用手指角在蜡制样钱上掐一下,在背面掐出个深深地指甲印记。唐玄宗见贵妃留在钱样上的甲痕小巧可爱,边下令不得更改。钱样和样钱审查通过后。工匠师傅铸造时,对背面指角印不敢轻易改动,便铸出背面有指角印的“开元通宝”。也就成了“开元通宝背月”钱。铜质开元通宝外,唐初还铸造过金、银质开元通宝。这两种贵重金属币仅限皇家赏赐,供显贵玩赏,并不投入流通,因此存世量极小,尤其是金开元,更弥足珍贵。
唐代开元通宝货币。钱币在唐代始有“通宝”,开创了新纪元,在钱币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。唐初沿用隋五铢,轻小淆杂。唐高祖武德四年(公元621年),为整治混乱的币制,废隋钱,效仿西汉五铢的严格规范,开铸“开元通宝”,取代社会上遗存的五铢。最初的“开元通宝”由书法家欧阳询题写,形制仍沿用秦方孔圆钱,规定每十文重一两,每一文的重量称为一钱,而一千文则重六斤四两。从此,中国的币制正式脱离以重量为名的铢两体系而发展为通宝币制,成为唐以后历朝的铸币标准,沿袭近1300年。
开元通宝的产生,有着深刻的社会原因。经济决定金融,开元通宝是当时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逐渐扩大的产物。唐朝(公元618—907年)承隋之后,又重新恢复建立统一的多民族国家。这时,封建地主经济与文化在全国范围内得到了较长时期的稳定发展,整个封建社会的经济与文化均呈现出繁荣景象。唐太宗于公元626年8月即位后,励精图治,审慎地调整了统治政策,在政治、经济、军事、文化诸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改革,使封建国家出现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局面,史称“贞观之治”。唐玄宗李隆基于开元元年(公元713年)登基后,在位44年,在他统治前期的开元年间,唐朝进入极盛时期,是唐朝高度发展的黄金阶段,史称“开元盛世”。在农业方面,均田制的推行,使耕地面积扩大,百姓生活殷实富足,府库充实。诗人杜甫在《忆昔诗》中写到:“忆昔开元全盛日,小邑犹藏万家室;稻米流脂粟米白,公私仓廪俱丰实”。生动形象地描绘了当时的兴盛情景。在城市中,商业兴旺,交通发达,很多城市都设邸店,为商人服务,并出现了原始的汇票“飞钱”(或称“便换”)和信用机构“柜坊”,当时商品交换活跃、钱币收支频繁程度可见一斑。唐代冶炼技术取得新成就,全国有168个银、铜、铁、锡冶炼所,金属器物以捶击与浇铸制为主,运用切削、刻凿、焊接等技术。另一方面,汉五铢钱在隋以前已流通了七百多年,其间历经盛衰,大小轻重已无统一标准,即使隋五铢也有大小多种样式,至隋末战乱,社会上薄小劣钱大量出现。再加上前代周、齐、梁旧钱的流通,则通货之状况极度混乱。唐建国后,为适应其统治需要,于高祖武德四年(公元621年)七月着手整顿货币,颁诏废五铢钱,改铸统一的开元通宝。
开元通宝,钱文为唐初大书法家欧阳询制词及书,文字庄重、隽秀、挺拔,时称其工。其字在篆隶之间,其钱文先上后下,次右左读之。自上及右回环读之,其义亦通,流通谓之开通元宝钱。《龙川略论》中记载,苏辙至京师,参知政事王介甫问铸钱。对曰:“唐开通钱最善,今难及矣”。开元通宝的出现,开元宝、通宝方孔圆钱之先河,宣告了自秦以来流通了八百多年来的铢两货币的结束。从此,我国的方孔圆钱多以通宝、元宝相称,亦即宝文钱的开始。它的文字、重量、形制均成为后世铸钱的楷模。如五代的周元通宝、宋代的宋元通宝都模仿了开元通宝的文字形制。日本、越南、朝鲜钱制也受到开元通宝的影响,而通宝的称谓一直延用至近代。 开元通宝钱,在我国钱币史上具有划时代的地位。“开元”,意指开辟新纪元;“通宝”,意指通行宝货。开元钱的划时代地位表现在:(整体有误,开通元宝意为一直流通之意)
(1)唐代以前的钱币,多以形制或重量为名称,如刀币、五铢钱等,而自开元钱后,改称“宝”、“通宝”、“元宝”等。
(2)我国古代的重量计数,多以面文标出重量,均将二十四铢为一两,而自从二铢四丝的开元通宝流通以后,中国衡制中的一两十钱便由此产生,二十四进位的铢两制随即结束。钱币的实际重量也不再以甾、铢计量,而以两、钱、分、厘十进位法计量。开元通宝钱,径八分(约2.4厘米),重二铢四丝(约4克)为一钱,每十文重一两,一千文重六斤四两。起用这种新衡制,换算便利,适合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。
(3)在钱币铸造的形制和重量上,开元钱成为唐代以后各代铜钱的标准,唐开元折十钱背月欣直径41MM.